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三大新动向

疫情防控期间，传统接触式犯罪在减少，但电信网络诈骗案数量上升。在新技术推动下，网络诈骗呈现出诈骗手段翻新、产业链条延伸、洗钱方式变化等新动向。

疫情对社会的冲击叠加网络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，使得人们对层出不穷的电信网络诈骗防不胜防。如何构建综合防范体系成为一项重要课题。

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三大新动向

2020年，陕西省公安机关共破获8055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，同比上升24.3%；抓获犯罪嫌疑人11957人，同比上升266.2%。据了解，经过严厉打击整治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。

结合近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特点，受访民警认为，电信网络诈骗开始呈现三大新动向，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：

首先是获取被害人“画像”、实施精准诈骗的现象明显增多。2020年，西安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，一名23岁的保安以帮人介绍工作为由，伙同他人举办“假招聘”“假考试”，收取280余人“中介费”，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元。该案受骗者多为大学毕业生，犯罪分子正是利用疫情下就业难度加大、年轻人急于就业的心理行骗。

其次，犯罪链条不断延伸、调查取证难度较大。不少基层民警表示，侦办一个电信网络诈骗案，人员投入大、花费多、周期长，但破案率不高。

第三，诈骗职业化特征愈加明显，电信网络诈骗的洗钱方式发生变化、追踪资金面临难题。如今很多嫌疑人只负责诈骗，将洗钱这一环节交给更为“专业”的洗钱公司，而参与洗钱的公司包括很多有真实贸易活动的公司。资金一旦被转移到这些公司，很难区分赃款和合法贸易资金，难以及时冻结赃款。

此外，利用对公账户洗钱也成实施犯罪新途径。对公账户具有较大迷惑性，能降低被害人的戒备心理。随着一些地方人口增多、经济发展加快，对公账户开办量增长迅猛。当前成立公司门槛降低，控制较松，监管缺位。一些犯罪团伙瞄准“空子”开办对公账户，从事洗钱活动。

加强源头治理是“反诈”关键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谢川豫表示，电信网络诈骗均是通过电信手段和银行服务来实施的，因此，加强源头治理是做好“反诈”工作的关键所在。

首先，对“四件套”管控。受访民警指出，电信网络诈骗均是从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手机卡、电子银行U盾等“四件套”入手，尽管目前银行卡、手机卡办理要求实名制，但实名办理不代表“实人使用”，非法中介收购、贩卖银行卡，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。民警建议电信部门、银行、公安机关等加强合作与信息共享，对泄露个人信息、出售出租“四件套”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，严厉打击电信网络灰色产业链，特别是产业链上游的“黑卡”卡商。

其次，公民个人也要提升防范意识，不要在电脑或手机上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、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，对相关查杀“木马”病毒的软件经常升级，防止犯罪嫌疑人通过非法软件监控用户操作，获取网银账户、密码等个人信息。

再者，单位和个人都应强化对身边联网设备的安全排查及日常监控。在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一些互联网、物联网终端的安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。联网的打印机、智能家电、手机甚至运动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，都可能成为被犯罪嫌疑人利用的“后门”，借以窃取个人隐私、商业资料实施电信网络诈骗。

专家建议，网络设备使用单位应定期排查相关设备是否存在漏洞、过往是否曾被攻击等相关情况。个人设备中应关闭不必要的远程服务端口和相关软硬件权限，定期自评自估网络安全风险，提高防护水平。

综合治理遏制电信网络诈骗

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众多部门、行业的情况，应全面落实金融、通信、互联网等行业监管主体责任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，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，构建多方合作的综合防范体系。

首先，电信网络诈骗具有跨行业、跨部门等特点，仅依靠公安系统传统侦破方式手段远不能适应此类犯罪的变化。受访民警建议，公安机关应与工商、银行、通信部门等进行多方合作，建立联动机制，进行精准打击。

再者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。受访专家建议，应加强电信行业立法，完善电信业务管理制度，明确电信运营商的监控义务和法律责任。

第三，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。加大反诈宣传力度、细化宣传内容和形式。受访者建议，各行业各部门都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及短视频、微博、直播等新型媒体，多渠道、有针对性地宣传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；针对老年人等电信网络诈骗的易受害群体，应有的放矢开展宣传工作，让反诈宣传入脑入心。